图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红票
红票上有明显水渍，但总体保存状况尚好。藏品原是折叠后放在纸盒里，所以右下角有折叠缺损，致签名信息不全。右上角空白处，有模糊的字母与数字组成的手写编号，字母不清晰，数字为1335。右下角背面有圆形入藏标签，编号为“N.F.CHINOIS 2743”和“CHINOIS 1335”。“N.F.CHINOIS 2743”标签上方另有一尾号2743的手写编号〔图三〕。据此推断文件正面右上角编号为“chinois 1335”，即中文1335号文件。
图三 特展红票背面标签及编号
红票左下角龙纹框外，有一圆形收藏印，但字迹不清。另按文字所示，谕旨发出须用“广东巡抚院印”，但此谕旨上未见此印。所以，该谕旨可能并非当初由西洋人带至欧洲，而是原本收藏在中国，后来辗转入藏至法国国家图书馆。
2.照片红票
此红票原为两张黑白照片〔图四〕，时间久远，褪色严重。照片背面有阎守诚补记，认为“此照片为父亲阎宗临一九三七年八月初摄于罗马图书馆”〔图五〕。但经过研究，此红票也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原照片经扫描拼接后得到完整图像〔图六〕。
图四 康熙红票照片
图五 题照
图六 由照片拼接而成的红票
照片红票与特展红票内容、图案相同，可以肯定源于相同刻版，因而尺幅规格应一致。但收藏面貌有较大不同。
首先，照片红票未见明显折痕，右下角签名完整无损，可补特展红票缺损之憾。
其次，编号及位置不同。照片红票编号有两个：下边缘右侧的“chinois 4924 1”和下边缘左侧的“chinois 4924 2”（即“中文4924号文件1”和“中文4924号文件2”）。
第三，关于红票印章。显而易见，照片红票有一长方形满汉合璧印〔图七〕和三枚圆形西文印〔图八〕。长方形印钤盖于中文、满文日期处，经识别为“巡抚广东地方提督军务关防”，与谕旨所称“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相符。三枚圆形印分别位于中文、满文和拉丁文空白处，内容相同，分里外两圈，里圈为“R.F.”，是REPUBLIQUEFRANÇAISE（法兰西共和国）的缩写；外圈为“BIBLIOTHÈQUE NATIONALE–MANUSCRITS”即“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
图七 红票上钤印的广东巡抚院印
图八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印
不过，阎守诚认为照片红票拍摄于罗马也有原因。一是阎宗临先生当年往返于罗马与法国之间开展研究，收集过相应资料；二是该红票通过西洋人带给教皇，收藏于罗马符合情理；三是阎宗临曾写《康熙使臣艾若瑟事迹补志》，对罗马教廷藏康熙红票有明确描述：
罗马传信部档案处，“东方文献”内，第十三卷，藏有木刻，很精细，龙边，右为拉丁文，有16位内廷供职之西洋人；中为汉文，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盖有关防；左为满文，形如票，故称“红票”。
因此，阎宗临先生应亲眼见过罗马传信部档案处收藏的康熙红票。但照片红票应为他拍摄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由此可知，康熙红票至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两件，罗马传信部档案馆也有收藏。
二、红票颁布背景及内容
（一）颁布背景
康熙红票共300份，是在中西“礼仪之争”背景下颁布的，是清初中西交往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直接体现。“礼仪之争”本是罗马教会内部的论争，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天主教其他团体针对耶稣会在“敬孔”和“祭祖”问题上的争论。
康熙四十四年教皇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来华并于年底首次觐见皇帝，次年双方又多次见面，就中国礼仪问题沟通，但效果不佳。多罗不赞同耶稣会对中国礼仪的态度，还在离京南下后颁布了禁止中国礼仪的规定，由此导致“康熙怒，拘多罗，押送澳门，着葡人看管”。
事实上，为直接与罗马教廷沟通，康熙皇帝已于四十五年（1706）派遣葡萄牙人龙安国、法国人薄贤士赴罗马，但不幸遭遇海难。四十七年（1708）康熙再次派意大利人艾若瑟、西班牙人陆若瑟携诏书前往，却迟迟收不到音讯。这前后，罗马教皇克莱蒙十一世于1704年、1710年发布两道中国礼仪禁令，1715年即红票颁布前一年，又发布教皇通谕《自登基之日》，坚持禁行中国礼仪。一方面是派出去的人沓无音讯，虽“带来教化王奏一件，询其来由，并无回奏当年所差艾若瑟传旨之事”，另一方面又是教会的禁令一个接一个。这让康熙皇帝非常愤怒，因此发布谕旨，召集在京传教士签名后刊刻，交予西洋人带与教皇。
红票经广东巡抚发出后，教皇是否收到，朝廷十分关注。例如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报，新到船上的西洋人说“五十五年带去与西洋教化王红字票，已于五十六年十月内到大西洋。教化王见了红票，已差人前往都令府去传艾若瑟”。这说明康熙皇帝与教皇通过红票实现了信息沟通。这成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教皇特使嘉乐（CarloMezzabarba）来华的原因之一。
当然，红票亦是多罗出使失败的结果。因此，红票与两次教皇特使来华皆有关联，是反映清初中西礼仪之争背景下，清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重要物证。康熙颁布红票，意在表明中国立场，强调双方沟通须将事情弄明白、有真凭据。康熙皇帝并不承认教皇未在双方意见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所颁布的禁令，是对教皇行为的抗议。康熙通过红票与教皇主动沟通，反映出清初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的积极态度。同时作为世俗皇帝，他在属于天主教礼仪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也是天主教在华传布过程中教权与皇权冲突的表现。
（二）红票内容
红票中文内容为：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中有上述文字的底稿，由康熙朱笔删改〔图九〕，未署年月。底稿中康熙哪年派哪些人往西洋去是空出来的，所以正式谕旨中“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是康熙删改底稿后补全的。
图九：1 康熙删改的谕旨底稿
图九：2 康熙删改的谕旨底稿
文献里时常涉及传教士领票，与康熙发红票的记载，容易产生误解，于此稍作说明。传教士所领之票与康熙红票是两种不同文件。前者为“传教信票”〔图十〕，《正教奉褒》中记载如下：
康熙四十五年冬，驻京西士，齐趋内殿。上面谕云：“朕念你们，欲给尔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遂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给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兼满汉字，将千字文编成号数，挨次存记，将票书成款式进呈。钦此。
该信票在雍正皇帝登基后被废止：
查西洋人留京者，有共修造历日及闲杂使用，至在外各省并无用处，愚夫愚妇，听从其教，起盖天主堂，以诵经为名，会集男女，于地方毫无裨益，应如该督所请，除旨留京办事人员外，其余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查果系精历数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出送部，转送内务府销毁，所起盖之天主堂皆令改为公所。
销毁信票的奏请于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724年1月12日）被批准。由此可知，传教信票自康熙四十五年冬（1706年12月18日）颁布至此时正式废止，存在使用17年有余。
图十 康熙年间向在华传教士颁发的信票
三、红票签名的辨识
红票签名部分共四列18条信息〔图十一〕：
图十一 红票上的西洋人签名
将上述信息结合文献辨识、比对后，可知包括如下16位供职清宫的西洋人〔图十二〕：
图十二 红票签名辨识结果
签名中，S.J.或Soc.J.表示耶稣会，Sac.Cong.de Prop.Fide表示传信部，马国贤和德理格即是教廷传信部直属的传教士。这些签名中，有几个与常用拼写稍不同：苏霖一般署名为Josephus Suarez，其姓也可写为Soares或Suarez ；马国贤以Matteo Ripa更为常见；杜德美、陆伯嘉、穆敬远一般写为Pierre Jartoux、Jacques Brocard、Joaness Mourao。此外，马国贤签名Mouhxus Ripa后，还有以M、A开头的一串字母，德理格Theodor.Pedrini后，有“M.A.”字样，两个签名都有上角标式字母“s”，具体含义不详，待考。鲍仲义的名字在特展红票中缺损，根据照片红票方得以补全。
林济各的签名较难辨识。前面的是Frantz其名字，姓随其后，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姓后为S.J.。由此得知应为名Frantz的耶稣会士。结合文件颁布时间“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从在宫廷中服务的西洋人中找寻，对应此人为瑞士来华耶稣会士林济各。他1707年来华，1747年逝于北京。费赖之记其名字为François-LouisStadlin，与签名中的Frantz有差距。但，传后所附译名对照索引中为“STADLIN(Franç.)”。在西方语言体系中，Franç.与Frantz为同一名字。而且，费赖之载“济各曾签名于一七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康熙皇帝上谕译文”，对应的正是“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此外，荣振华记林济各姓Stadlin，名Franz。综合上述文献，判定为林济各签名。
四、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一份红票，竟有宫中16位西洋人的签名，这涉及康熙对西洋人集体召见的惯例。康熙年间，遇与教廷往来大事，康熙皇帝往往召集在京供职之众西洋人。多罗来华时如此，嘉乐来华时也不例外。红票颁布，更为解决清廷与教廷沟通不畅问题，与众西洋人直接相关，因此皇帝召见众人并要求他们签字。相应的集体召见在文献中不乏其例，如红色谕旨颁布以前的《西洋人苏琳等奏请万安折》中记载：苏琳、吉利安、保忠义、博津、巴多明、杜德梅、富生哲、鲁伯佳、林吉格、唐尚贤、默大成、慕敬远、杨秉义、德利格、马国贤、罗怀忠、郎世宁谨跪请皇上万安。嘉乐特使来京前后，康熙也多次召见众西洋人，且有两次记下了被召见者的名字。
一次是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嘉乐特使到京之前，康熙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众西洋人：
上召西洋人苏霖、白晋、巴多明、穆敬远、戴进贤、严嘉乐、麦大成、倪天爵、汤尚贤、雷孝思、冯秉正、马国贤、费隐、罗怀忠、安泰、徐茂盛、张安多、殷弘绪至乾清宫西暖阁。……上面谕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尔等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
另一次是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召“嘉乐并众西洋人等至清溪书屋面传谕旨”，除厉斥严裆、德里格为小人外，还将《嘉乐来朝日记》出示众人。日记所记被召见者为“苏霖、穆敬远、林济格、郎石宁、倪天爵、严嘉乐、戴进贤、巴多明、白晋、雷孝思、冯秉正、马国贤、莫大成、费隐、罗怀忠、张安多、李若瑟、徐茂盛”。
结合康熙红票的签名及上述文献，可对康熙召见众传教士有如下了解：
第一，康熙末年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约20人上下，且这种规模在雍正年间严厉禁教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即尽管开始全面禁教，但并未禁止传教士在宫中服务。如雍正五年“正月初五日，赏西洋人戴进贤、白晋、巴多明、雷孝思、费隐、冯秉正、德理格、严嘉乐、徐懋德、杨保、宋君荣、纳味达、陈善策、麦有年、林济格、郎世宁、罗怀忠、安泰、利伯明、法良，以上二十名，每人大荷包一对、貂皮二张”。
第二，除教皇特使来华期间皇见传教士以外，年节或皇帝圣寿庆典、国丧等重大事件，传教士也被要求集体出席活动或接受赏赐。
尽管康熙皇帝与作为个体的传教士的接触情况因人有所不同，但从他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的背景和内容看，可知在重大问题上，他把传教士作为总体看待。颁发传教信票是对传教士的制度化管理，颁布红票是同罗马教皇直接联系，而集体召见则是正式表明态度的最好途径。康熙皇帝本不反对天主教传布，但当天主教诋毁或危害中国传统文化时，他是坚决不答应的。
附记：本文在签名、印文识别和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宋黎明先生、张羽女士、Patricia Rodewald女士和李合龙先生鼎力相助，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文章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